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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人生说历史,方证医学汇中外 ——评娄绍昆《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曹东义 2012、8、9
娄绍昆先生的著作《中医人生》,从内容上看,我认为应该是一部历史书。它既是一部生活史,也是一部学术史。
小人物见证大历史,艰难时刻做中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时期。
很多优秀人才的命运,受政治浪潮的席卷,一夜之间被改变,下放到农村基层。这令很多人陷入非常困苦的境地,内心深处充满纠结与无奈。生活的艰难并不能磨灭人们的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生活条件艰苦、卫生条件差,使很多有志者走上了古人悬壶济世的杏林之路。娄绍昆就是其中的一位,尽管他投身中医有很多坎坷,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最终使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也逐渐被中医药文化所化,如今成了肩负传承中医学术的中坚力量。
他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传神之笔把这段历史鲜活地展现给世人。其中有他自己如何一步一步走进中医之门的生动描述,也通过他自己拜师学医的成长过程,把浙江温州一带民间中医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展示给读者朋友。使读者可以从这本书里,看到那个时期、那个地方的民间中医们,是如何生活,如何看待中医学术,以及如何依靠中医学术而生活的。
温州人杰地灵,民间中医之中不仅有祖传的、自学成才的针灸医生、草药医生,也有造诣精深的学者。他们不仅承接了民国年间陆渊雷等人倡导的“中医科学化”,而且还把日本汉方医学对于《伤寒论》的研究成果,在广大农村进行验证,践行了由“《伤寒论》被《内经》化”,再到“《伤寒论》去《内经》化”的学术探索。
“方证医学”在《伤寒论》中的地位
娄绍昆先生在这部书里,通过与阿华表兄、张丰先生等对话的形式,反复探索方证医学在《伤寒论》中的地位,张仲景如何处理方证关系,以及日本汉方医学对于经方的验证与研究。
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它牵涉到张仲景学术思想的历史渊源,《伤寒论》的现实临床意义,以及如何看待医学理论与经方的关系。
张仲景的《伤寒论》是如何写成的?他在自序里有一些描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但是,时隔不久,皇甫谧在《甲乙经自序》之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张仲景主要是“撰用伊尹《汤液》”,加以改编、补充写成的。
托名伊尹的《汤液经法》,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后来的流传并不广。 建国后,张大昌先生于1974年向国家捐献敦煌卷子抄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其中披露了《汤液经法》的部分内容,也说张仲景依赖《汤液经》,著成了《伤寒杂病论》。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历史疑问:张仲景为何避而不提这部重要的方书?
这只能从张仲景对于古籍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他如何看待《内经》理论与经方关系,来推测、来研究。笔者认为,张仲景看重的还是理论的指导作用。
王叔和最早整理过《伤寒杂病论》,他吸收张仲景的学术经验,用的是“以法类方”的研究方法;孙思邈认为张仲景对于伤寒病的研究“特有神功”,但是后人学习他的著作却“莫测其致”,完全不能理解、掌握。也就是说,仲景《伤寒论》到唐朝初年,还没有被人们深刻认识。
方证医学研究始于孙思邈
大医孙思邈对张仲景著作的不被理解,甚为感伤,他下功夫“遂披《伤寒》大论,鸠集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妄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
孙思邈这一段论述,向人们表明了他学习、研究仲景《伤寒论》的原因、方法,及其结果。他所开创的“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是后世“以方类证”的先驱。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之中是这样分篇的:“太阳病用桂枝汤法第一(57证方5首),太阳病用麻黄汤法第二(16证方4首),太阳病用青龙汤法第三(4证方2首),太阳病用柴胡汤法第四(15证方7首),太阳病用承气汤法第五(9证方4首),太阳病用陷胸汤法第六(31证方16首),太阳病杂疗法第七(21证方13首),阳明病状第八(75证方11首),少阳病状第九(9证),太阴病状第十(8证方2首),少阴病状第十一(45证方16首),厥阴病状第十二(56证方7首),伤寒宜忌第十三(15证),发汗吐下后病状第十四(30证方15首),霍乱病状第十五(10证方3首),阴易病已后劳复第十六(7证方4首、附方6首)。”
孙思邈“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被后世概括为“以方类证”。经过宋金元时期对《伤寒论》的研究阐发,逐渐形成了非常繁荣的“伤寒学”。
北宋韩祗和《伤寒微旨论》、厐安常《伤寒总病论》、朱肱《南阳活人书》,南宋许叔微《伤寒百证歌》、郭壅《伤寒补亡论》等,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是都把张仲景的著作,看成是理论与方剂兼顾的著作。
金代成无己《伤寒论注解》“以经注论”,用《内经》理论解释《伤寒论》,使张仲景的理论与《内经》的关系更加紧密。《伤寒论》“内经化”的研究方法,一直影响到明清之后,至今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
汉方医受重视有其历史原因
娄绍昆先生在学习《伤寒论》的时候,认识了被误划为右派的张丰先生,开始对于日本汉方医的深入了解。张先生大学时代学习日语,在下放农村的时候,购买了当时唯一可以订到的日文版的《汉方医学》,使他成了对日本汉方研究的专家。娄绍昆与他讨论“经方医学”长达五年的时间,并且在临床应用之中,取得了很多“大专家”所难以达到的好疗效。
日本汉方医的代表人物吉益东洞(1702—1773),他从《伤寒论》 与 《金匮要略》中选出220首方剂,并以方为类目,汇集仲景相关论述,并附以自身经验体会,名之曰《类聚方》。书中对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理论几无涉及,即便六经也很少提到,主要依凭腹诊、方证,着意凸现“方证相对”之学术主张,对此后古方派医家乃至整个日本汉方医学界影响深广而久远。他所写的《药征》一书,收载药物53种,对每味药物首先标明功效,继而选录伤寒方证作为药物功效的证明(考征),并辨别方证伪误(互考),表达个人观点及实践经验(辨误)。他的弟子邨井杶(1733—1815),作《药征续编》,收载89种药物,一起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采取了取消汉医的策略,汉方医学的传人,都有西医毕业的学术背景。成书于1927年的《皇汉医学》,是日本人汤本求真的著作,全书很多内容是作者结合西医学说,来注释《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书中首先对张仲景两书中阴阳、虚实、表里予以分析,再分述中医治疗法则,又述及中医诊断学如脉学、腹诊等,使读者对中医理论系统先有一个概念。再以方剂为主,分述各方的主治证候,并于每方后注明该方所用药的效能,而更广泛地搜罗我国及日本对中医学说和治验病例为旁证,必要时作者还加上按语,阐述其原因。
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正处于余云岫攻击的中医界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36年,由陈存仁先生主编的《皇汉医学丛书》,是日本汉方医学经典著作之汇编。该丛书出版之后,受到国内医学界的高度评价。
受汉方医学“多谈方证,少提理论”的影响,国内出现了重视《伤寒论》的思潮,在某种意义上与余云岫的“废医存药”主张,也有了一些妥协。在中医科学化的思潮里,废弃五行学说的主张此起彼伏,影响巨大而深远。
医经、经方结合是时代的要求
当中医科学化、中医西化浪潮过后,沉下心来回归经典,我们不难看出,经方医学、医经理论,是在汉代就存在的学术流派。这两大学术流派,经历了张仲景的整合,已经有了巨大的临床成就。但是,两大流派向外分化的离心力,还是巨大的,不容低估。
一方面,没有理论指导,中医就是零散的经验,经不起西方医学的冲击,有被肢解之后消化吸收的危险;另一方面,只有理论而缺乏固定成方的经验积累,就难以取得理想的疗效。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医学术创新”,给予了过高的期望,每一个疾病在“方证对应”的原则下,分型论治,用的都是“自拟经验方”,把张仲景的经方放置不用,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日本汉方医的“方证医学”,虽然也是这个思路,但是他们不是“自拟方”,不重时方,尊经方,把张仲景的方剂与现代疾病诊治相结合,反复验证,取得了更多的经验,也更成熟,这是我们今后应该借鉴的。
无论是中医的辨证论治,还是中西医结合的病下分型,都应该多借鉴经方,少自创新方。尤其那些涉足临床不深的人,不要急于标新立异,要先把经方学到家之后,再考虑自制新方的问题。
娄绍昆先生《中医人生》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如何继承张仲景把外感病与内科杂病统一考虑的问题。他说,《伤寒杂病论》这部著作就是一个象征,外感内伤可以互相借鉴。因为中医诊治患者,不是消灭外来的邪气,而是把患者的正气维护好,消除证候就是治病的根本措施。
学术需要创新,张仲景也没有穷尽中医的智慧。
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说:“四大经典是根,各家学说是本,临床实践是生命线,仁心仁术乃医之灵魂,发掘宝库与新技术革命相结合是自主创新的大方向。”
笔者认为,邓老这个观点值得大家参考。《中医人生》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曹东义:籍贯河北省衡水市仲景村,职称为主任中医师,现在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工作。是河北医大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的硕士指导老师。中华中医学会文献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专业常务委员。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专家,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分会委员,河北省自然辩证法学会委员,中华中药学会继续教育分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中医近现代史话》、《中医大趋势》、《回归中医》《捍卫中医》《关注中医》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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