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日常之善抵抗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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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弹性最大的，不是橡皮筋，大概是人性。
据2012年6月4日《现代金报》报道，浙江中医药大学2008级学生肖诗雨在浙江省儿童保健院做实习护士期间“虐婴”，称“小孩子真是太2了，傻乎乎的，无家属病房就是这点好，可以各种虐待”。6月4日也是杭州客车司机吴斌出殡的日子。在被从天而降的铁片击中腹部导致肝脏碎裂后的1分16秒中，他“用尽生命的最后力气”，在高速公路上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闪灯，挽救了24名乘客。
后者被誉为平民英雄，前者招来声讨一片。同是平常人，其职业表现和社会评价可谓天上地下，但又都绝非难以理解。人人都有懈怠、懒惰、贪心乃至残酷的一面：“虐婴”之外，有想赚钱的“虐猫”者，也有因不愿半夜起床收尸而希望病人“等我下班再死”的医生。人人也有善良、闪光乃至崇高的一面，除了吴斌，有舍身救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萍，有双手接住从10楼坠落孩童的“最美妈妈”吴菊萍。这名单，还可往下列。
善恶参差，不仅是在社会中，也在每个人身上。痛恨或赞美，厌恶或崇拜之余，再内省，我们不难看到自己的影子。英雄与小人都生活在日常中，在你我的内心中。作为人，你、我和他并非不同物种，没有截然相异的品性。
只要不是懵懂孩童，不曾发疯，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运转的根本动力之一。但“最美妈妈”伸手接住孩童，她来不及权衡自己是否有骨折乃至生命危险。间不容发，孩童生死成为惟一牵挂。对驾龄过十年的老司机来说，遇险后制动靠边，这是职业习惯，但痛入骨髓之际还能心系乘客，也已不是一己利害计算。
有时，作恶又何尝是利害计算？实习护士自然知道初生婴儿的脖子非常柔弱，要用手托住。故意不托，未必有伤天害命之心，或为打发无聊，或是纯粹的恶作剧式贪玩而已。只不过，当这恶作剧指向婴儿时，人最基本的善良，也就受到了伤害。或者说，正因善良受损，才会有这样违背职业伦理的恶行。
抛开繁琐的理论争论，可以说，人人皆有恻隐之心是经验事实。孺子入井的故事不用讲，齐宣王不忍见杀牛，改杀不曾与他谋面的羊也是这样的例子。但牛羊都是生命，孔子也不是素食主义者，恻隐之心就显现于那一瞬，很柔弱，往往要服从利害计算，让位于更实用的生存规则。
正因恻隐之心太过脆弱，生存逻辑太过强大，现实中的人，难免也就善恶参差。一旦社会的善恶激励逆转，善行得恶报，恶人却逍遥自在，日常的善良难免日益罕见。这生存环境一旦形成，人性之善被旦旦而伐，人们对恶行习以为常，就会视善行为例外，视规矩为迂腐，视正常为作秀，于是恶无所不在。
在每日的工作与生活中，我们随时会遇到真假和是非判断。这是鹿，那是马，这是对的，那是错的，在这些最基本的共识之上，社会才能形成各种职业伦理，据此产生各种职业规范。它们，往往比法律更原生态。最基本的道德与法律，都应基于良心，又在良心的指引下得到遵守，刑罚是不得已的恶。当然，判断是非往往很难，在一些模糊地带，要依靠习俗和公正的司法过程来给出答案。
最美司机与最美老师以惨痛的代价诠释了什么叫忠于职守，但忠于职守并非良心的全部。阿道夫·艾希曼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二战后，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在为《纽约客》报道他受审的情形时，认为艾希曼本身未必多邪恶，他执行命令，主要是出于“无思想”，把服从命令当作一种美德，失去了独立个体的判断能力。他的恶，是恶之平庸。
尽管平庸的恶往往来自思想的匮乏，但对明知违背良心却照样作恶的人来说，却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利害计算压过了恻隐和是非之心。这种浸染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因此，救赎也很难在瞬间发生，它只能在一事一情中，不断诉诸自己的内心，努力做出更好的判断与选择。
平庸的恶存于日常，平常的善也存于日常。日常生活才是一切努力的起点与归宿，惟有更多人能在日常中保持分辨善恶的能力（智），懂得是非选择的重要（勇），维持恻隐之心于不坠（仁），日积月累，社会形成明辨是非、勇于决断的风气，人们才能有清明的行为标准，有勃勃的生机，有温暖的相互依赖。用日常之善对抗平庸之恶，这是一场静悄悄的人心变革，是在为更宏观层面的体制改革奠定道德和社会基础。
人们往往将外在目标看得很重，穷尽一切手段去追求，但很可能，做好日常生活中那些平淡无奇的是非抉择，才是我们人生的根基，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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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需要救赎。
强大者自我救赎。
普罗大众有道德救赎。
贪念恶念邪念害世者由法律救赎。
罪大恶极者死神来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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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性本善，关键是社会生存环境，道德教育方法。

我本善良

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语：“现在的人，都变得太坏了”！泱泱大国几千年的文明，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好的东西被我们自己丢弃了！悲哀的不是这个社会，而是我们的“某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