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ei 发布于 2020-5-6 9:41:00 |
科研工作者不用担心公众情绪和喜好,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只需对科学负责。
上一篇文章(德国人的疫情生活,就俩字:朋克)一开头就说了,本想防控的科学问题交给专业人士,咱就看看德国普通人的生活如何,也许德国人在防控与生活方面的平衡措施和民间公益参与的热情,能给人一些启发。
但一些人似乎不关心文章写了什么,也没有普通人的生活,对民间互助和公益力量亦无概念,眼里只有确诊和死亡数字,一定要分出个孰优孰劣。
中国的疫情应对的很好,这是我们基于现实国情做出的选择。但正如张文宏大夫说的,中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别的国家,别国的策略也不一定适合于中国。
但这不妨碍我们去了解别人做了什么,特别是中文报道和自媒体很少谈及的东西:冠状病毒不是生活全部,统计数字也不一定能呈现疫情全貌。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数字。
如何看待死亡数据
这两天,德国图宾根市市长帕尔默成为新闻人物,因为一句话:
“我要残忍地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正在拯救的,很可能是那些半年之内反正都会死的人——无论因为年龄还是基础性疾病。”
可想而知,他迅速被各界喷成了筛子,不得不公开道歉。
帕尔默作为政治人物,如此措辞被骂纯属自找。就在几天前,默克尔刚刚说过:“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八九十岁、生活在养老院中的人们,我们如今的繁荣生活要归功于他们。”
疫情面前,任何人都不应被区别对待。但新冠肺炎对老年人的杀伤力大于其他年龄群,却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热衷于通过比较死亡人数来证明谁表现更好,但这忽略了同样重要的数字:确诊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龄和超额死亡率。
当前,德国确诊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龄是81岁,而根据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蒋荣猛的研究,武汉确诊死亡病例平均年龄68岁。而德国的人均可预期寿命是81岁,中国是76岁。
即便是老年人,不同年龄段的死亡率也差别巨大,在德国,确诊死亡的老人, 80岁—90岁是最大的群体,毕竟年纪越大越经不起疾病折腾。
再说说超额死亡率,简单讲就是流行病造成的超过往年平均死亡率的部分,这也是德国制定疫情防控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
与意大利、西班牙、英国不同,截至目前,德国的超额死亡率并没有显著高于往年,柏林最近的超额死亡率甚至还低于往年。
这并不意味着放任疫情不管,只是想说明,在努力控制疫情的同时,要遵循科学规律,设立合理的目标——如果死亡率一直被控制在与往年类似的水平上,继续严加防控的效用是要打问号的。
事实上,如果不是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轰炸,人们可能根本不会去关心“每天都会有人死去”这个残酷的事实。
早在两个月前,“德国钟南山”德罗斯滕教授就表达过类似帕尔默的观点,作为科学家,他抱着极大的压力讲出来如下这段话:
“我尽量以简单易懂的语言加以表达,也请求现在正在摘录的媒体千万不要省略一部分句子从而断章取义,那样很容易丑化我的以下观点:那些死于新冠病毒的老年人口中,大多数人即使不因新冠病毒而离世,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因其它因素而过世,这些因素包括其它呼吸道病毒、心脏病或其它常见老年病。”
遗憾的是,很多国人的确如德罗斯滕所说,被“德式理性”气得火冒三丈,得出了“牺牲老年人”的结论。
实际上,德国的重症床位始终空着至少40%,充裕到接了几百个意大利、法国和荷兰的病人免费救治,没有人需要被抽签抢救。但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全欧第二的德国,纵使养老和医疗条件再好,仍然会有为数众多的高龄老人不幸离去。
汉堡大学医学院法医研究所所长波舍尔教授,无视了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不要对“危险的尸体”进行尸检的建议。从3月22日到4月11日,主刀为65个死亡病例做了解剖,结果发现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基础疾病,一些疾病甚至连逝者生前都不知道,他同样顶着压力发表了与德罗斯滕类似的观点。
相比网民,医生显然更知道如何关心生命,科学比情绪有用得多。
疫情之下,民众难免无法冷静思考,甚至极度恐惧。但对政治家来说,平衡防控疫情和恢复秩序,则需要基于科学理性的决断力和有力的措施,这比一刀切要复杂和困难的多。
就目前来看,默克尔做到了,一向挑剔的德国民众对她的支持率达到了历史最高。
为什么单纯比较数字是荒谬的
BBC前几天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截止4月20日,美国死于新冠人数超过4万人,比任何国家都多。但是美国总人口有3.3亿。
西欧最大的5个国家英、德、法、意、西人口总和大约3.2亿。而这5个国家到4月20日为止,新冠死亡人数总和超过8万5千人,是美国的两倍以上。
显然,我们不能就此认定美国疫情防控好过欧洲,纵使欧洲国家的疫情防控的确存在问题。
这其实只是想说明,单纯比较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家比较的可能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比如确诊数字。
无论德国、意大利还是西班牙,确诊病例都超过了10万,很多人将其归咎于管控不力,应该抄作业(事实上这些国家都在借鉴韩国的经验),但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另一个数字:病毒检测量。
诚如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学者舍科尔尼科夫所说,有关确诊病例和死亡的数据,取决于检测范围。该所目前正在搜集和研究全球疫情数据,以评估不同抗疫措施对人口的影响。
截至5月2日,德国进行了2547052次检测,每百万人口检测量30400次;意大利2108837次检测,每百万人口检测量34879次;西班牙1528833次检测,每百万人口检测量32669次。
同期,印度每百万人口检测量708次,墨西哥707次,埃及879次——这三个发展中国家的确诊病例加起来,还不到德意西的十分之一。但没有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印度抗疫成效显著,相反,全球都在担心它。
相比大规模检测带来的确诊数字增长,装作什么事没发生才是最可怕的事。
此外,同样是大规模检测,早检测和晚检测,效果也是天壤之别。
无论世卫组织还是医学专家都认为,通过检测尽早发现病例是控制疫情的根本手段。但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个国家中,只有德国从1月初就成立检测小组,并研发出试剂。如今德国虽然累积确诊病例众多,但近80%的病例已经康复,重症病患对医疗系统从未构成冲击。
而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是在疫情大规模爆发后才开始大规模检测,为时已晚。
但无论如何,检测量背后都是国力的体现。
说到国力,再补充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事情。
疫情全球爆发后,德国花了5周时间,从全球接回了24万滞留海外的德国人,是美国撤侨人数的3倍多。
这场德国战后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被称为“空中桥梁”——与1948年柏林危机时的盟军空运计划同名,这也体现了对撤侨行动的重视,毕竟冒着巨大的疫情输入风险,从数十个关闭边界、限制国际航班以及其他各种管控措施的国家接人回来,着实不是件好干的活儿。
撤侨由德国外交部发起,默克尔的外交礼宾官具体负责,50个人的团队,每个工作人员都打了超过4000个电话,用他们的话说,德国驻各个国家的外交人员都在进行一场谈判马拉松。
撤侨已经花费了1亿欧元,仅德国外交部的包机就超过了260班,再加上航空公司和旅游公司的特殊航班,连远及南太平洋的汤加,瓦努阿图和库克群岛,都有飞机过去接人。
更耐人寻味的是,如此规模的撤侨行动,德国外交部并没有大肆宣扬,低调地就做完了。
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德国驻华大使葛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德国目前的死亡率水平,并不应该成为我们过分自信的理由,而应当让我们好好使用目前可用的治疗能力。”
这不仅堪称外交语言的范本,也能充分体现德国人理性、谦逊但有不乏思辨精神的性格。
这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也深厚体会,你可以通过各种政府和科研机构网站获得有关疫情的详实数据,并且还常常配有解释,让你更容易明白这些数字所蕴含的东西,民众的科学素养,大约也与此有关。
同时,科研工作者可以自由发表研究结论,对不同观点进行辩论,甚至对联邦政府的措施提出质疑,这都司空见惯,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早已习惯这样的环境。
在这个崇尚科学的国家,科研工作者不用担心公众情绪和喜好,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只需对科学负责。
我知道,这篇文章出来,一定会有人说“德吹”、“跪舔”,在此我想引用上一篇文章里的一个网友的留言:
“我有一个推论,作为中国人我有着天然的热情希望中国好,所以我对于别人是否学习借鉴我们没有多大兴趣,反而很希望自己暴露的不足能补上来,用其他国家表现的优异和不足反求诸己。”
我深以为然。
文/贝多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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