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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上学那会儿学《伤寒论》浏览各个注家及教材关于大青龙汤的解释都是说,此方是麻黄汤的加味方,所以主治大体上与麻黄汤相当,唯一不同的是因为有“烦”所以多加了一味石膏。当初我也很是信服,可是不久之后慢慢自己琢磨久了,发现其中确实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那么怎么就错了呢?这个错又在哪里呢?首先,此方是麻黄汤的加味方,这个不假。但是当我们仔细把大青龙汤跟麻黄汤的药物组成比较一下之后你就会发现,大青龙汤比麻黄汤多麻黄三两,还有甘草一两,生姜三两,少杏仁30个。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麻黄汤多一味石膏(鸡子大)那么简单了,因为多了麻黄和生姜,所以发表的力量比麻黄汤强了不知几许,少了将近一半的杏仁,则其中治疗咳喘的力度要比麻黄汤要小,于是整个方更偏向于发散为主,而比较少见其用于治疗咳喘,这点跟麻黄汤就有了区别。经方中的麻黄用量之大就属此方和越婢汤类方了——更确切的说,此方是麻黄汤与越婢汤的合方,因为越婢汤治疗水肿所以此方也能治疗水肿,从《金匮要略》本方条文“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可以得到印证。
那这跟我所要说的有什么关系呢?有的,那就说明了一点,大青龙汤证比麻黄汤证多出的那个“烦”不仅仅是因为有石膏而造就的,而是所有药物作用的结果——其中特别是麻黄和生姜。石膏主治烦渴可以理解其中的烦,热则心烦嘛,何况《药征》也说:石膏,主治烦渴,兼治谵语、烦躁、身热。为什么在这里就不对了呢?待我一一道来:
首先,石膏主治以渴为主,而烦则次之,何以见得?陆渊雷解释大青龙汤时曾云:麻黄汤证加烦躁口渴,为大青龙汤证。烦躁与否,因病人之性情而异,不如口渴为确。虽然不一定正确,然按他的思路来说,也就是石膏主治以口渴为主。另外,此方中之石膏用量远不及白虎汤类方(一斤)、越婢汤类方(半斤)、麻杏石甘汤(半斤)及木防己汤(十二枚,鸡子大),其中提到烦者只有白虎汤类方皆烦渴并称,是因渴而烦也,非因烦而渴也,其他类方并未提及烦者,此其一也。那么就有人会说了,那都是咬文嚼字的活,临床上并不一定,君不见古人中亦有以重剂石膏之狂证的例子么?那就是烦之重者,那也算是烦的一种啊。诚然,但是同样治疗狂证的方剂有很多(比如大承气汤,桃核承气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怎么确定是石膏所主呢?让我们来看看尾台榕堂的经验:“(白虎汤)治狂证,眼中如火,大声妄语,放歌高笑,登屋踰垣,狂走不已,大渴引饮,昼夜不眠”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辩证关键还是其中的“大渴引饮”。我要说的是,大青龙汤的烦跟白虎汤的烦是不一样的,白虎汤等石膏剂之烦(狂烦)是躁动不安而形之于外的,而且多半有口渴,而大青龙汤证的烦是邪气郁闭内迫于心所致,并且因为外泄郁闭比较深,所以临床上看到属大青龙汤证之患者常出现身重难以转侧或昏昏欲睡的情形却很少见到躁动不安的情况,这就是大论原文所说的“身不疼但重,咋有轻时无少阴证者”,所以看上去很像少阴证的“但欲寐”,但不同的是大青龙汤证患者多少有点口唇干渴,两颧微红,虽是但欲寐,然完全睡不着而觉得痛苦不已,莫可名状,虽不自诉心烦,但是此种情形就是心烦,此处之烦当做痛苦来解释。这是那石膏用量偏大的石膏剂所没有的情形,属于表邪郁闭所致--是麻黄生姜之所主而非石膏所主也明矣,此其二也。三则大论有明文曰:“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汗则愈。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可见阳气闭郁不得发越可以使人烦躁,此条亦可以作为大青龙汤的注脚,对于理解大青龙汤证烦躁之发生机理和情状有很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我认为大青龙汤证比麻黄汤证多一烦躁之证并非由于多一味石膏的缘故,而是由于麻黄和生姜(表气郁闭)的缘故,其烦当做痛苦来解释。关于这点,从古至今错误流传不息,竟未见有人出来澄清(我所知道的范围),实属不该。些许管见,不当之处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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