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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偶翻《颜氏家训》谈到汉时的治学,谓汉时“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而颜氏所处的南北朝时期,“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
此篇所述有两点可取。一是汉时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视。即专弘一经,如果这种情况属实的话,那么仲景研究医学的方式也极有可能是专弘一经的,也即是以《汤液经法》为主要研究对象,很显然与之年代不远的皇甫谧却是研究针灸一派为主,因此二人著作绝有不同,如果再推想一下,皇甫氏类编了《素问》等针灸一派的著作,那么他所仿照的方法则可能借鉴了张仲景的研究方法,他在序中似乎是很推崇张氏的治学方法,即“论广汤液为数十卷”,或许因此而受启发也写就了自己的著作《针灸甲乙经》。话转回来,仲景的这种研究方法看来是值得我们学习一番的。
二是批评博涉为贵。既重视了一经,自然对博涉就持相反态度了。我们讲又博又专,看来颜氏主张还是以专为好。他同时批评当时的教授级别的人去买驴,写个契约之类的,写了三篇还未见到个“驴”字,大意是批评魏晋南北朝时的注疏有些过头了。考晋唐时的佛学注疏,大概也有这样的弊端,只一名题便须写上三五篇,或许当时风气如此吧。古人写书总以简约为贵,也并不是专为了找后世的麻烦,故意写的不令人懂,我倒是觉得他们是宁愿写的最简洁的,只是后世不争气的子孙偏要玄谈的注解一番,以为若不如此便不足显示其学问,当然勤肯研究方便后人的著作是相当好的,毕竟与玄谈空疏出发点不同。如此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如何读书的问题,有心得的伤寒家便直接告诉我们,仲景书还是读原文的好,注解的可参,但却不可以纯以注释为研究对象,看看注疏六百家,一人一伤寒,真的是令我们眼花缭乱了。
林林总总,写的突然想到了仲景原序的一句话“若能寻余所集则思过半矣”,大概是仲景告诉后人的治学秘诀,只在此上寻便了,虽或有自信之成分(当然有自信之资本),但却透露给了我们治学的诀窍吧!以此句与诸君共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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