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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胡建华老中医的了解途径是间接的,主要是我的带教老师高红勤主任平时提及的。
因为上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关系,我对上海的名老中医向来不了解。我在太仓工作后,接触到了高红勤主任,跟其门诊抄方学习,见识到了她熟练运用化痰类如导痰汤治疗各种心悸、眩晕、郁证、失眠、胸痹、肢麻等疑难病,对其频繁使用制南星、生南星、胆南星,用量常常超过10g,有20g、30g,不仅佩服疗效之好,更佩服她大胆使用而不出现所谓的中毒反应。反观其他头顶着“名老中医”的专家治疗这类疾病,往往应付应付,治疗不见起色。
那时别人抄方都使劲抄病历,做记录,我抄方时从不记录,只是冷静地观察,看病人的资料和治疗过程,不是我不认同老医生的水平,而是要观察别人的水平,别的老医生也许心里不快,高老师没有生气,默许了我的做法,因为她觉得我基本功比较好,她开什么方子我都能一眼看出来,比较难得。渐渐地我发现以前的那些治疗心悸、眩晕、郁证、失眠、胸痹等的经方,都太粗疏,专科里有的是专科的常规,和张仲景的体系有区别。神经系统的治疗,我从黄煌老师那里学到了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温胆汤证、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证等,但是临床实践下来,我的感觉还是药效太轻,效力不佳,相反,高医生的半夏天南星类方,作用就很明显了。相应的理解也不同,《中医内科学》上的临床分型那么多,搞得很机械,其实是缺乏专业的研究,一个问题的研究,往往要从发病机理来入手,让错综的病症经过一个病理模型得以解释理顺,经方体系上的方证是基础,但是如果停留在方证层面不进步,就很难发展成为专科。其实专科的东西,就是从发病机理上探索,探索出有效的治疗方法,如我所见并为我所用的天南星就是一个特例,还有天麻钩藤饮,甘麦大枣汤,偏正散等。
高医生以前跟从过上海龙华医院的名老中医胡建华教授,胡老擅长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尤其擅用天南星,高老师的这些绝招就是跟了胡老学来的。胡老对天南星的最初认识比较传奇,不知什么时候上海动物园里有只大熊猫得了癫痫,动物园方面请胡老治疗,胡老就用天南星类方(定痫丸)治疗,结果癫痫给治愈了(据我所知,我院的许老中医,也用定痫丸打粉装胶囊治疗癫痫,治愈七例)。后来用天南星类方又治愈了许多癫痫、抽动症、震颤麻痹等。这里也能看到,中医学不是什么都要望闻问切的,因为四诊是手段,不是目的。了解病情,并根据病理机制,处方用药,中西医学都行得通。其二是,中医药不是专为人类建立的医学体系,动物也可以使用,只是这方面西医比较主动,传统的中医医家一见动物实验就怀疑。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际能不能等同,还不就是对中药的理解出了问题,假如从传统理论包装的中药理论体系出发,那是行不通的,什么藏象经络系统、升降浮沉没法一一对应。假如从病的发病机理出发,即从中药的适应症背后的机制出发,那么中药和西药都能行得通。从这样的角度设计出来的动物实验,也就没有太多争议。从这个角度理解,中药和西药都符合同样的自然法则。这也就是前人所谓的“废医存药”。胡老一方面主张不能丢弃传统的中医理论指导,而实践上走得更多的是专病专方治疗(见《胡建华论神经科》),或许因为怕成中医“罪人”故而言语委婉。胡老习用虫类药,蜈蚣、地龙、全蝎等一般人不常用的药,甚至也用马钱子这样的毒药,犹如西医对自己所用的毒药一样有自信。高红勤主任曾经也使用过马钱子(在我们太仓中医院是唯一用过马钱子的医生),现在医疗环境不如从前了,医院不进马钱子、甘遂这种毒药了,只有生南星因为高医生一直使用的关系,还有保留。
胡老一生比较坎坷,他性格隐忍,心地善良,总是为别人着想,不贪图私利。年轻时正赶上内忧外患,壮年时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自己的几个子女都受到极大牵连,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没能继承中医药事业。晚年的他还是坚持坐诊授徒,自知得了胰腺癌,他为了不让家人及亲友担心,居然隐瞒到病倒意识不清的一刻。在他身上散发着儒家的仁爱,医者的父母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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