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热背景下的学术思考

李小荣

经方热背景下的学术思考

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 黄煌

本文来源：2024国际经方大会的主题学术报告

数百年来不温不火的经方，突然在二十一世纪初期迅速升温，已经成为当今中医传承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经方热的背后蕴含着现代中国中医人寻求学术变革的思想动向。

敬畏心的唤起:必须重视数千年的人用经验

对于医学这门技术性极强的学科来说，其形成和发展永远是经验与事实第一，理论与解释第二。经方是经典方的略称，主要是指《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所记载的古代经验方。经方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使用天然药物思维方式的呈现与临床经验的结晶，其发掘证治事实方法的客观性、科学性与临床的有效性、规范性，一直是中医学的大经大法，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历史上众多学者医家无不对此敬畏非常。在远近中医史上众多医家对经方价值的肯定与赞赏不绝如缕，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今，读经典，用经方，以仲景为师，走《伤寒论》《金匮要略》的道路，逐渐成为当今一代风气，这是令人欣慰的。

对经验的敬畏，体现在对原著原文原方的信任和重视上古往今来，绝大多数经方家是擅用原方的。我临床上用经方，也多用原方，越用越觉得原方最有效，用原方最安全，用原方最可口。原方为何有效和安全?是因为经方是积数千年的经验而形成的药物的特定组合。

对经验的敬畏，体现在正确处理好理法与方药的关系上。理法与方药两者有先后，方药的实践在先，方药的理法在后这种关系，犹如语法与语言的关系。经方是中华民族使用天然药物的杰作，其中治病的道理肯定有，只是有的能说清楚但大部分现在还无法说清楚。不要说是传统的理论说不清就是现在的动物实验也说不清。而经方采用针对证候特点进行方药治疗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病因病机的复杂性和易变性，成功地把握住方证之间效应的客观性和稳定性所以说不清道理，但并不影响经方的临床使用。几千年的人用经验的价值远比任何的学说推演与动物实验的结果要有价值得多。如果过分拘泥于方义病机等理法，甚至以哲理来代替医理推测方药并指导制方遣药，可能会偏离经方的规范而影响疗效。对此，清代医家徐灵胎深恶痛绝，直呼“误人!他说:“自宋以还，无非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其一病之主方主药,茫然不晓，………其议论则杂乱无统,”“至於近世，则惟记通治方之数首、药其方药则浮泛不经。名数十种，以治万病。全不知病之各有定名，方之各有法度,药之各有专能,中无定见,随心所忆,姑且一试,动辄误人。痛斥时医“全废古书,随心自造,以致人多枉死,目击心伤。他所说的“肤廓笼统”“随心自造”的问题，是值得当今中医界深刻反思的。

对经验的敬畏，还应该体现在经方新药开发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验是发现药物方剂功效的唯一途径经方就是千万年来在人体身上开展的真实世界研究的结果理应在经方新药临床试验设计、药物制备工艺、质量控制标准、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上得到应有的尊重。

医经经方关系的厘清:让《伤寒论》回归自己的轨道

当今经方推广的阻碍，有一个重要的学术原因是《黄帝内 经》与《伤寒论》两者关系的混淆。《黄帝内经》《伤寒论》都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下的产物，凝聚着前人认识人体认识疾病以及防病治病的智慧和经验。但两者研究的对象不同，视角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从《汉书·艺文志》开始，两者就分别两道，所谓医经与经方。

首先，两者研究的对象不同。《伤寒论》为临床家汤液家的技术,《黄帝内经》多为针灸家养生家的学说。《伤寒论》方113方，方证明确，用量用法严谨，在三阴三阳框架下讨论在发热性疾病中机体的各种反应状态，客观而准确，可重复性强，质朴无华，闪烁着医学科学的光辉。《黄帝内经》仅 13方，仅存留前经方时代的残片而已，这是因为《黄帝内经》的主旨不在方药。《素问》是在阴阳五行的框架下讨论养生、脏象、治法、诊法、病因等;《灵枢》论述了人体解剖、经络、腧穴、针具、刺法、治疗原则。

其次，两者的思维方式不同。《黄帝内经》论其因，书中以问答的形式，“何也”何其多?《伤寒论》论其证，多为条文案例的形式，有是证，用是方，“主之”何其多?《伤寒论》“察证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岳美中)“全书只在病证出入上研究，不在气化演绎上旋”(冉雪峰)，强调“是什么”，道其所当然，是经验，是定律;《黄帝内经》究天人之理，长寿之道，明受病之源，及治病之法，强调“为什么”，道其所以然，是假说，是哲理。经方的临床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故方证为基础，“有是证则用是方(王旭高)，不去依照脏腑经络气化去推演，也不去随升降浮沉引经报使去遣药，一切以眼前出现的临床征象为用方的依据。经方有属于自己的天地。

医经对经方的解释，从宋代成无已注释《伤寒论》开始，《注解伤寒论》以《黄帝内经》以及岁运之说注伤寒，其最大的问题是思维角度的大调整，改《伤寒论》的论其证而改为论其因。这与《伤寒论》的核心思想是相悖的。对此，章太炎认为:“依据古经，言必有则，而不能通仲景之意，则成无已是也”。 胡希恕揭示其问题的实质是“现象当本质的误解”。《伤寒论》的研究决不是“以经解经”这一种途径《黄帝内经》解释了的理论未必是真理，解释不了的经方未必没有应用价值。当然，现代中医学虽然没有那么严格的学术管控，但在“脏腑辨证”统治下的中医学术，论必病机言必脏腑，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这样下去，必然会压抑甚至窒息经方的活力。正如岳美中先生所告诫:“《伤寒论》所论'六经’，与《内经》迥异，强合一起，只会越讲越糊涂于读书临证，皆无益处。”

精准用药的追求:方证相应的再认识

王旭高说:“有是证则用是方，为千古心法。”]提示方证相应是经方的核心思想和底层逻辑。方证相应的强调和重视，是对中医临床精准用药的追求。

经方用药的精准性建立在人用经验上。这些通过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无数次亲身尝试而来的经验方，是一种真实世界的研究，是人用经验的结晶，其发现的过程极其艰辛，其方后的代价无法估计，其医学价值极为珍贵。

经方精准用药建立在方证的整体观上。方证是以人为背景的，它将病人的体质、症状和体征、精神心理状态及行为、生存质量作为其构成的部件。可以说，中医学将解除病人痛苦和提高生存质量作为取效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

经方精准用药建立在规范的方证上。一个萝卜一个坑;一首经方一首证。方和证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其关系极其严谨，歧义性极小。方与证这种严密的一对一的关系，符合计算机的算法，最容易被人工智能所理解和学习。经方精准用药还有包括经方煎服法和将息法。如此，才能保证有效用药以及用药的安全。

综上所述，基于方证相应的经方临床，是中国传统的精准用药，其内容为根据数千年积累的人用经验，对特定患者的病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处以对证的配方，还要给以包括煎服法在内的正确的护理方案，以达到安全有效经济的临床效果。在当今中医临床应该传承并发展这一重要的诊疗方式。

临床思维的转换:不要忘了形象的方证

概念思维是当下中医学非常流行的一种思维方式，但不要忘了中医临床还需要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方证相应，是诊断与治疗的一体化，这种思维方式注重形象与直觉，不看重脏腑病机概念及其推理，是一种有别于现代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是《伤寒论》临床诊疗的原则。其观，就是强调形象思维。《伤寒论》的语言许多是描述性的。如黄连阿胶汤的“心中烦，不得卧”，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一身尽重不可转侧”，大柴胡汤“按之心下满痛”，小柴胡汤“默默不欲饮食”等经典原文，就是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读原文让你产生联想并浮现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清代莫枚士说:“考仲景列病，皆取形体易见者言，无言某脏病，某腑病者。”看得见，摸得着，在人体上寻找用方的依据，是经方医学的基本特点。描述，再描述，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这一原理揭示了思维的另一种形态，而经方热的出现，将导致临床思维从概念思维转向形象思维，以《伤寒论》的形式逼近疾病证治的本质。

结语

医史学家范行准说:“医经为穷理之学，经方为致用之学也。吾国医学自有史以来，年岁虽邈，著作虽繁，寻其绪言，犹未越此二途也。”经方与医经作为中华医学的两大支柱，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各领风骚数百年，而当今中医传承发展中，不可偏废任何一面。从本世纪初开始的经方热，标志着中国中医学走向均衡发展的开始。对《伤寒论》敬畏心的唤起，提醒数千年的人用经验必须高度重视;医经经方关系的厘清，有利于《伤寒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方证相应的强调和重视，是对中医临床精准用药的追求;从概念思维向形象思维的转换，都是为中医学的传承和发展寻找新的路径，总而言之，经方热的出现，是一次学术思想的调整，是为中医学传承和高质量发展所进行的一次有益探索，其背后蕴含着诸多学术思想动向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当今中国中医界应该高度重视这场由下而上出现的学术变革思潮，要顺应他:利用他，并由此推动中医学的学术传承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