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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灯古卷夜思长》(十)
“老张,临床上如果反其道而行,会有什么后果呢?”
“藤平健先生没有直接论述这个问题,”张丰先生说,“但他引用了汉方家中川修亭先生的话,其中说到了这个问题。”
“老张,中川修亭先生怎么说?”
张丰先生说:“中川修亭先生提出:‘凡每年春末秋初之际,外感病之中以少阳病为多,诊治比较容易,医师也习以为常了。然而也不排除在有少阳病的同时也常有厥阴病的脉症夹行其间,医师稍有疏忽就会误诊误治。假如以病深病浅来论少阳病与厥阴病的话,其深浅不言而喻,以深治浅其害尚小,以浅治深祸不旋踵’”藤平健先生的三点体会使我懂得了他对合并病感兴趣的原因,中川修亭先生的告诫使我知道并病中治疗先后次序的重要性。
“老张,中国古代医家对合并病的治疗次序的先后有何论述?”
“中国古代医家对的合并病的治疗次序的先后都十分重视。”张丰先生说,“譬如宋代许叔微在《伤寒发微论•卷上》中专门有一节论述这个问题,这一节的题目就是‘论治伤寒须根据次第’,文章一开始就说:‘仲景论中虽云不避晨夜即宜便治,医者亦须顾其表里,待其时日。若不循次第,虽临时得安,损亏五脏,以促寿期,何足尚也。’许叔微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
“老张,”我高兴地说,“许叔微举了一个什么样的例子?”
张丰先生到书架上拿来一本《许氏伤寒论著三种》,翻到《伤寒发微论•卷上》‘论治伤寒须根据次第’这一节,对我说:“许叔微记载了徐文伯诊治范云热病的医案,读了以后让人不安啊。你自己仔细地读一读吧。”
我接过张丰先生的书,就看到了以下的一段文字:
昔范云为梁武帝属官。得时疫热疾。召徐文伯诊视。是时武帝有九锡之命。期在旦夕。云欲预盛礼。谓文伯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外不复起尔。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二年乎。文伯于是先以火地。布桃柏叶。布席。置云其上。顷刻汗出。以温粉之。翌日遂愈。云甚喜。文伯曰。不足喜。后二年果卒。夫取汗先期。尚促寿限。况罔顾表里。不待时日。便欲速愈者耶。今病家不耐病。才病三四日。昼夜督汗。医者随情顺意。鲜不致毙。故予感此。而以为龟鉴也。
这个临床医案诊断使人触目惊心啊,我牢记不忘。
有一个问题是在阅读中日经方家的医案时候产生的,就是两国临床医师对《伤寒论》的传承方式不一样,就提出向张丰先生请教。
“老张,中国与日本对《伤寒论》临床研究的传承问题各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中国古代对神农、伊尹、张仲景递进式的研究,形成了经方学派。”张丰先生声调沉重地说,“然而在两千年来的中国经方发展史上,这样的递进式的传承现象呈现了衰落的颓势。每一个医家大多自立门庭,另起炉灶。因此出现了学派林立,争辩不休的局面。这一种状态于古,于今,都层出不穷。清代吴澄在《不居集》中所说的,医书愈多而医理愈隐晦不明,且误人不浅。章太炎的老师俞曲园先生在《春在堂全书•尺牍》中对这一不正常的现象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说:‘宋元后诸家,师心自用,变更古义,立说愈多,流弊愈甚。’然而日本汉方医学的古方派在《伤寒论》递进式的传承方面做得比较好,你看从吉益东洞、汤本求真、大塜敬节、藤平健等人都是一脉相承。今后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传承精神,使现代经方事业得到累积性地发展。”
张丰先生对中国经方医学传承呈现了衰落现象的话,在我听来颇为胆寒。 (娄莘杉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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