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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方的使用,宋以后常有人指责,大多引罗知悌所言“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揍新屋,其材木不一,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格致余论》)
更有甚者,言“昔张仲景先生作《伤寒论》,立一百一十三方,言后世必有执其方以误人者,甚以成方之不可执也。”(《傅青主女科序》)
此类种种批驳不可胜数,然而,细细考究,朱丹溪《格致余论》引用罗氏所言,是为了批驳当时庸医,多用《局方》且甚至不辨寒热虚实,仅按症状选方,故而当瘟疫流行《局方》之温燥多无效,许多患者成为《局方》的牺牲品。可以想象,作为名医的罗知悌、朱丹溪见如此情景,怎不愤怒,怎能不挺身而出?
不管是张仲景时代还是后世,甚至是现代,误治现象屡见不鲜,张仲景立一百一十三方,其为误治立方,可见他是一位有着高度责任感、工作专业、态度严谨的医生。后世方多用温补,多数治不死人,亦医不活人,有人说这是“令患者处于不死不活之间”。
仲景古方治今病,的确要有胆有识,它是治病真方,方证相应它就是良药,药不对证可能就是鸩毒。黄煌教授认为,学用经方最要紧的就是要明确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问题。所以要明确该方主治疾病谱,以此解决有效性的问题,其次要明确该方对应的体质状态,以此解决安全性的问题。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是辨病机还是辨病的问题,或是两者都需要辨?
客观的讲,辨病(现代疾病)是收集客观资料,属于一个诊的过程,辨病机是一种主观推测,是一个断的过程。在一次医疗过程中仍然是密不可分的。
古代病机的表述多用阴阳五行、寒热水火,今日看来显得机械,不利于传承和交流,我看病机的表述形式可以更改,如对于一心下痞满患者,中年男性喜饮酒者,多考虑为慢性胃炎;中年女性,则多考虑为胆囊炎;而老年人,应考虑到心脏病的可能。虽然这些推理,用西医现代仪器诊断可立刻得以验证。但对于一人身患多病种者,这些经验式的推理显得相当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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