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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每一病证必有一个最佳方药与其匹配,才能达到最好的疗效,方药与病证的最佳对接过程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医者把握已知及未知的方证间互动状态,总结辨认方证、药征方面的经验,使方与证,药与证之间达到固定的最佳组合,这是临床疗效的基本前提。
看了第一道题,我知道这个模拟病例是一个太阳表虚证,但是由于自己对腹证分类不熟悉,所以用哪一个方剂才能丝丝入扣心中没有把握。由此可见,方证辨证比较质朴与规范,是临床中医师一定要迈过去的第一道门槛。
我看了第二道题,心里知道这个模拟病例是少阴病的阳虚证,但是由于四逆汤类的方证太多了,我还没有一一地鉴别清楚,所以还无法开出一个面面俱到的方子。读了试题以后,下一步学习的方向豁然开朗。
仲景的《伤寒论》中少阴病里寒证都是以附子为主要药物,处方都是四逆汤类的方剂。然而四逆汤类里面具体的方证是比较复杂的,临床诊治时要求方证相对,医者需要一一分辨清楚,不能笼笼统统地投四逆汤了事。我当时仅仅记住四逆汤类的组方用药规律,如四逆汤由附子、干姜、炙甘草所组成,该方加人参,则名“四逆加人参汤”; 四逆加人参汤加茯苓,则名“茯苓四逆汤”; 四逆汤去甘草加葱白,则名“白通汤”;白通汤再加人尿、猪胆汁名“白通加猪胆汁汤”;四逆汤倍干姜名“通脉四逆汤”,通脉四逆加猪胆汁,名“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四逆汤去甘草,则名“干姜附子汤”。
动一药既换一方名,甚至加减一量也换一方名,由此原方的主治与功效也发生改变。四逆汤通过药味加减与药量增损所形成不同方剂名称的事实,体现了《伤寒论》中严格的“构效关系”与“量效关系”。可惜的是我还没有把握住它们,所以回答不了这道题。
看了第三道题,心里乱糟糟的难受。‘胸胁下膨满’一症使人的思维走向少阳肝胆,“赤眼”一症总是牵涉到肝胆之火热,“脉沉而紧”又和上述症状挂不上号,真是不着边际,乱了方寸。
三个试题,一下子就测出了经方医师的诊治水平,我也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经方知识的缺陷。更重要的是,作为想要求自己上进的经方医师,也从中找到了继续学习的目标与方向。
我把《陆氏论医集》读了几次以后,对原本艰涩难懂的《伤寒论》,引起了一种兴致盎然的趣味。因此,对学习中医的前景倍加信心。我带着令人激动和向往的心情把《陆氏论医集》推荐给了阿骅表兄,并热情洋溢地说了一大堆自己的感受。
阿骅表兄也被我的兴奋所感染,以平素少有的赞许口吻对我说:“西方哲学家说过:‘在有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有表达之前先有强烈的感受’。今天你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读后感,说明你已经感受到陆渊雷先生的医学思想。你要在这个起点上深入下去,把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与《金匮今释》多通读几次,进一步理解他的诊治思路。”
“阿骅,我有一个疑问,陆渊雷的《陆氏论医集》怎么会在浙南的小山村里出现呢?”
“温州虽偏隅东南,但常有开风气之举。譬如自1898年至1911年,温州留日学生为135人,名列浙江全省之冠。”阿骅表兄非常熟悉温州近代历史,说起民国时期的文化韵事来如数家珍,“在中国近代中医学教育史上温州也是走在时代的前列,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所中医专门学校——瑞安利济医学堂,就是近代著名改良派思想家陈虬先生所创办的,金慎之先生就毕业于这所学校。经方家池仲霖先生在一九二六年间举办的温州国医国学社,其课本就是采用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陆九芝的《世补斋医书》等经方著作。现代经方家南宗景于一九三三年创办温州‘宗景国医专修社’, 学校共招学生四期,每期数十人不等。他是以继承与发扬陆渊雷的学术思想为己任,由于积极反对废止中医,南宗景后来被推选为温州市中医公会主席。同时,温州中医界有一大批陆渊雷担任院长时的上海国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师。除了最早的南宗景之外,得到陆渊雷、曹颖甫诸名医教诲与培养的还有谷振声、吴国栋、任侠民、许国华等中医师,他们都是这个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他们四个人如今都成为温州中医界的支柱,被业内同行称之为‘四老’。另外还有金慎之、陆建之、方鼎如、郑叔伦、陆干夫等著名中医都身体力行陆渊雷‘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医学思想。可能由于他们的宣传,所以《陆氏论医集》在当时温州的中医界广泛流传了开来。”
阿骅表兄对温州中医界的情况非常熟悉。真的想不到,民国时期交通闭塞的浙南温州,却到处都有陆渊雷先生所培养出来的“中医新生命”。
告别时,我们商定,大家集中精力分别阅读《伤寒论今释》,一个月以后来我家一起讨论读书心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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