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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经派有宏阔的理论,它可以指导针灸,膏摩,推拿,方药等各种方法,它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系统,而且直接与古代的时间坐标相联系,如天干地支,它为中医建立了一种宏观的观察体系,将自然与人作为一种不可分割的研究对象,除此外,它与占卜,兵法,农学,星相等同属一个起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原因。所以,至今,中国其实仍然存在着另一个计时系统,而且对天文等的预测也不亚于现代科学,这个系统一直以象诸葛亮,邵雍,张衡,刘伯温等这样一些人士为代表而传承着。从这个系统中同样产生不同的治病系统,如占卜治病,象数疗法,或者他们有时把生病与阴阳宅等一些神秘事物相联系,有时对疾病的预测达到神化的地步。
相对来说,当然只是相对来说,经方派所研究的更专注于药物领域与人体的关系。他们传承的特点正如小品方所说:“经传撰古今经方、治病旧典,观历代相绍,圣人虽异轨殊迹,治化同源,疗病之理,其教亦然。是以神农使于草石,黄帝施于针灸,扁鹊彻见腑脏,华佗刳割肠胃,所为各异,而治病则同,是以为异轨同源者也。历代撰集,文迹皆悉存,而术有神人真气,药有游仙所饵,方有延年益寿,法有民间救急,……。”陈氏将之称为异轨同源,同源说明其来源的一致性,而异轨则说明他们在具体疗法上的确各有侧重,这种相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仲景当时所集当是民间救急之术,而不是延年之术。所以研究有侧重是不容置疑的。
作为个人来说,其自身的医学体系可以是医经与经方的综合,可以是中西医的综合,但是绝对不可以否定以思维方式与研究对象为特点的派别的存在,这种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研究经方并不排斥医经的著作,更不排斥西医的东西,所以倒退是无从谈起的。
对于金元四大家以后的医史的反思,我更倾向于是一种对其产生的医经同化经方所造成的后果的一种反思,虽然这种趋势占据了明清的大部分历史,虽然在历史上有其非常可取的地方,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它编织的理论的一些东西使得药物的应用在现在走到了一种可以说是无耻的地步,比如教科书上对于药物归经的极端随意性,这大概是张元素始料不及的,虽然当时这种归类方法对中医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或许没有西医的进入,这种方式仍然会以其固有的状态前行。但是当中国文化的土壤逐渐失去的时候,当遇到现代医学之时,这种理论的揉合显得如此的不堪一击。(当然这与建国后的发展中医的方式也有很大关系。)
所以如果正本清源的活,我更倾向于从金元四大家之前的中医发展中寻找方法,因为那时经方的实证性很强,正如小品方所说:“而方集有数百卷,卷有百余首者,皆是古之明术者详经察病,随宜处方,或药物数同其称分为异,或煮取升合为变通耳。疾愈方积,历代如此。”这是实践经验的真实记录。
所以研究经方并不是排斥黄帝内经,而是对后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理论空想的反思,是重视实证研究的重新传承。正如现在开始对中西医结合反思一样,实证派更要对整个中医史进行反思,以求得对当今中医的发展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中医的发展应该是百家争鸣的,因为历史自然会淘汰不适合的尝试道路,我们不应当只讨论空泛的东西,而首先应当具备的是有为中医发展而探索下去的勇气,并且坚定的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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