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方本原剂量,指的是张仲景在撰写《伤 寒杂病论》时,为书中的各个方剂给出的原始剂 量。经方本原剂量不是指后世医家为经方新给出 的剂量,也不是后世医家在临床上应用经方时所 使用的剂量。经方本原剂量的研究不是一个简单 的医学史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医学方方面面的重 大问题。此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一系 列与之相关的问题都不会获得完整的结论。这个 问题的解决对于当前中医界关于临床用药量大小 的讨论,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那么,在确定 经方本原剂量的同时,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 的发展源流进行厘清。 1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溯源 1. 1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始于唐 经方本原剂量是多少? 在 1 000 多年前的唐 代,医药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似乎就有些不太清楚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唐代苏敬一句话即可看出。苏 敬在《新修本草》 [2] 里说,“但古秤皆复,今南秤是 也。晋秤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 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方唯有仲 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 复秤,悉用今者尔。”从苏敬说的这一段话的语气可 以看出,他虽然倾向于认为张仲景方计量用的是 “今者”,而不是“复秤”,但他对此也不是十分肯定。 他不过是根据张仲景方在煮药时用水量的多少,做 了一种推测。苏敬的这句话似乎还透露出这样一条 信息,即经方本原剂量是多少的问题在当时并不仅 仅只有他苏敬一人关注; 而是一个受到较多人普遍 关注的问题。因为苏敬的这句话既是在回答他自己 的问题,也好似在回答人们关于经方本原剂量的 疑问。 苏敬《新修本草》中的这段话是对梁代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中的一段“古秤”论述的按语。陶弘 景在《本草经集注·序例》 [3] 中说: “古秤唯有铢、 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 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虽有子谷秬黍之制,从来 均之已久,正尔依次用之。”陶弘景是梁代很有成就 的养生家,对医药很有研究,曾为晋代葛洪《肘后备 急方》增补了不少内容。陶弘景提出“古秤”的问 题,这似乎显示出他已经注意到当时医家对古方药 物计量标准已有疑惑。 苏敬是唐代著名的药物学家,他主持编撰了我 国第一部由国家正式颁布的药典《新修本草》,又称 为《唐本草》。他并不是一位普通的药学专家,而是 一位药学界的权威。可是,他对于经方药物重量计 量单位的斤、两,它们的量值是多少,他也不是十分 的肯定。由此而论,经方本原剂量问题最迟在唐代 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因此,经方本原剂量的迷失始 于唐代。 1. 2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延续于宋 到了宋代,医药学家对于经方药物重量计量单 位的量值就更加不敢肯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从 宋代林亿的一段话可以看出。林亿是宋代的医药大 家。嘉祐二年( 公元 1057 年) ,政府设立“校正医书 局”,组织一批学者校正古代医籍。林亿与掌禹锡、 苏颂等人校定多种医药古籍。林亿是一位治学十分 严谨的学者。他在《备急千金要方》 [4] “新校备急千 金要方例”中说: “凡和剂之法,有斤、两、升、合、尺、 寸之数,合汤药者不可不知。按吴有复秤、单秤,隋 有大升、小升。此制虽复纷纭,正惟求之太深,不知 其要耳。陶隐居撰本草序录,一用累黍之法,神农旧 秤为定。孙思邈从而用之。孙氏生于隋末,终于唐 永淳中,盖见隋志唐令之法矣。则今之此书( 指《备 急千金要方》) 当用三两为一两,三升为一升之制。” 林亿的这段话反映出这样几方面的意思: 首先, 三国、晋、隋时期的权衡制度比较复杂,甚至可以说 有些混乱。“吴有复秤、单秤; 隋有大升、小升”。林 亿只提到吴、隋,没有提到汉代,没有提到张仲景的 权衡,这是因为汉代的权衡制度是明确而统一的。 这一点要特别值得注意。权衡之乱不是出现在张仲 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是出现在此后的三国 魏晋年间。其次,宋代有一些人注意到古方剂量是 不很明白的,他们开展对古方( 主要是经方) 药物剂 量的研究,探求古方药物剂量的大小。他们的研究 很深入,但是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经方本原剂量 问题也是林亿等人在校对古籍时面对的一个问题。 不过,林亿等人认为,对于古方药物计量单位的量值 不可“求之太深”; 倘若“求之太深”,那反而有可能 “不知其要”。其三,林亿等人虽然对古方剂量的大 小不是十分清楚,但他们还是倾向性地认为,陶弘 景、孙思邈对方药的计量,使用的都是“三两为一 两、三升为一升之制”。唐代权衡制度是大小制并 存,小制是大制的 1/3,大制是小制的 3 倍。如大秤 的 1 斤约合今 660 g,小秤的 1 斤约合今 220 g。 宋代医家对于经方本原剂量不是很清楚,关于 这一点,我们从宋代陈无择的著作中可以清楚看出。 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5] 中说: “汉方汤液, 大剂三十余两,小剂十有余两,用水六升或七升,多 煎取二升三升,并分三服。若以古龠量水七升,煎今 之三十两,未淹得过; 况散末药只服方寸刀圭匕,丸 子如梧桐子大,极至三十粒,汤液岂得如此悬绝。又 如风引汤,一剂计五十五两,每两只用三指撮,水三 升,煮三沸,去滓,温服一升。观其煮制,每两只三指 撮,未应料剂如此之多,此又可疑也。今以臆说,汉 方当用半两钱二枚为一两。”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 陈无择对张仲景方的药物计量感到十分迷惑: 汤液 的用量很大,丸、散的用量很小,丸、散与“汤液岂得 如此悬绝”? 陈无择猜想经方的药物计量使用的不 是官制权衡,而是以一种“半两钱”为一两的标准。 1. 3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加重于明清 到了明代,经方本原剂量到底是多少的问题就 更加不清楚了。回顾明清有关文献,我们可以说人 们对于经方药物计量的权衡标准问题,进入到了一 个众说纷纭的时期。尤其是在明代李时珍提出“古 之一两,今用一钱可矣”以后,由于李时珍《本草纲 目》影响深远,所以接受他这一观点的人很多,对经 方本原剂量问题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观点 也越来越多。如张介宾提出“古一两为六钱”,王朴 庄提出“古一两,今七分六厘”,陈修园提出“古一两 折今三钱”,汪昂提出“古用一两,今用一钱”,徐灵 胎“仲景一两合今二钱”,不一而足。人们提出的观 点越多,经方本原剂量的迷失越深。 1. 4 经方本原剂量迷惑于当代 纵观历史,在唐宋医家苏敬、林亿、陈无择以后, 众多的医药学家、文史专家、度量衡史专家对经方的 权衡度量进行了深入而仔细的考证。当时正好应了 林亿等人的话: “求之太深”,反而“不知其要”,令人 莫衷一是。到了当代,人们对经方本原剂量的考证 结果,有一些不仅重复了前人的提法,更是增加了一 些新的观点。如《伤寒论语译》提出东汉“药秤”为 “普通秤”的 1/2,1979 年高等医学院中医教材的 《方剂学》提出“汉一两约合现在 9 g”,彭怀仁主编 的《中医方剂大辞典》则提出经方“一两折合 16. 13 g”,柯雪帆提出东汉“1 两 = 15. 625 g”,各家观点五 花八门。究其原因,是因为各家掌握的文献和文物 不同,思考问题的途径和方式不同,所以考证出来的 结果各不相同。如此多的不同观点,令人感到前所 未有的迷惑。 归纳古今学者和医药学家的各种考证结果,经 方 1 两的量值,从最小的 1 两 = 1 g,到最大 1 两 = 16. 875 g,不同的考证结论可达有 15 种之多,最小 数值与最大数值之差将近 16 g。这种状况,我们可 以用 3 个字加以概括: 迷、乱、惑。所谓“迷”,即经 方计量单位“两”的量值是不明确的; 因此经方的本 原剂量也是不清楚的,是迷失的。所谓“乱”,即古 往今来各家考证的观点和结论是不一致的,是混乱 的,差别很大。所谓“惑”,即迷惑,人们在关于经方 本原剂量的问题上,面对着混乱的各家观点,感到十 分的困惑。 目前,似乎有较之以往更多的人们倾向于接受 经方 1 两的量值为 15. 6 g 或 13. 8 g 的结论。不过,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经方 1 两的量值为 15. 6 g 或 13. 8 g 这种结论持怀疑态度的人,或者不接受的 人还是很多。绝大多数的临床医生,包括那些接受 这种结论的人和不接受这种结论的人,包括习惯用 经方的医家和较多使用时方的医家,他们在临床上 并不按照这种结论的剂量去使用经方,并不按照这 种结论的剂量去使用药物。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一 种现象。 2 为何人们不认可经方计量采用东汉官秤 如上所述,为何还有很多人不能接受经方 1 两 为 13. 8 g 的结论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 3 个方 面的原因。 首先,如果经方药物计量单位的 1 两为 13. 8 g 或 15. 6 g,那么经方的剂量与宋代以来的医家在临 床上使用的药物剂量将会有巨大差别,这是宋代以 来的医生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的。在仲景著作中, 约 80% 的药物的用量在 1 两 ~ 4 两之间,也就是 13. 8 g ~ 65. 2 g 之间; 而在宋代以后至今的 1 000 多 年中,它们的用量只不过是几克到十几克,相差数倍 甚至十几倍。举麻黄、桂枝二味药物为例,在仲景著 作中,麻黄、桂枝的日服量范围分别为 13. 8 ~ 82. 8 g、13. 8 ~ 69 g; 而在宋代医家的临床应用中,麻黄、 桂枝的每服量范围分别只有 0. 08 ~ 40 g、2. 06 ~ 40 g [6] 。如果按 1 两约相当于 13. 8 g 计算经方本原剂 量,那么在后世医家看来,经方剂量将是人们无法接 受的“超大”剂量。自宋代以来,在大约六、七百年 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医家的临床处方平均用量,若以 单味药物的平均用量计,大概只相当于上述“经方 本原剂量”的 1/5 ~1/4,甚至仅仅只有其 1/10。宋 金元间盛行煮散,所以宋金元时期的临床方药用量 更小。如以桂枝汤为例,明清以来的日服量通常不 过 40 ~ 50 g。而如果按 1 两相当于 13. 8 g 计算, 《伤寒论》中桂枝汤的日服量一般约为 207 g,是宋 金元时期的 4 ~ 5 倍。再如《伤寒论》中麻黄汤,麻 黄的日服量为 3 两,若按 1 两相当于 13. 8 g 计,重 41. 4 g。而自明清以来,麻黄的临床日服量通常仅 为 5 g 左右,较大量亦多为 9 ~10 g。又如《伤寒论》 中小柴胡汤,柴胡的用量为 8 两,若按 1 两相当于 13. 8 g 计,重约 110. 4 g。而自明清以来,柴胡的临 床日服量通常仅为 6 ~ 15 g 左右,较大量亦不过 30 g 上下 [7] 。所以今天的人们在看待经方权衡时,认 为其量值若1 两相当于今13. 8 g,甚至15. 6 g 的话, 那么其用量实在太大,很难让人接受。那样大的用 量甚至可是说是人们不敢想象的。其次,从汉唐时 期的医药文献看来,当时也有少数文献和文物提示 汉晋时期可能存在某种较小的医药权衡,某种不同 于官制的权衡。人们“觉得”张仲景方的药物计量 或许用的正是这种权衡,而不是当时的官制。魏晋 时期的较小权衡主要是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 注》中提到的“十黍为一铢”的“神农秤”。这种神农 秤,从现有的文字叙述看来,其量值仅为汉秤的 1 /10。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唐代药物学家苏敬在 《新修本草》中提到的“分一两为二两”的“晋秤”也 可能是汉魏时期的一种小秤,这种秤的量值似乎可 以理解为仅有“汉秤”的 1/2。如果经方计量用的是 “晋秤”,或者用的是“神农秤”,那么经方的剂量就 要小得多。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神农秤”的量 值太小,它不可能是经方药物计量采用的标准。而 苏敬所说的“晋秤”,其量值其实是东汉秤的 2 倍, 而不是东汉秤的 1/2。 最后,人们之所以不能,或者说不愿接受经方计 量单位“两”的量值相当于今 13. 8 g 或 15. 6 g 的观 点,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现在大多数 临床医生都认为,他们在临床上实际使用的剂量,虽 然与张仲景经方的“本原剂量”相比是“很小的”一 个剂量,但是这样“很小的”一个剂量却不是无效用 量。今天的临床医生长期使用这个“很小的”剂量, 事实上能够取得较好的甚至是很好的疗效。不仅如 此,今天的临床医生发现,有时他们把药物的剂量用 得大了一些,反倒可能会引起不良反应,比如附子用 量大了,有可能引起心律失常; 大黄、芒硝用量大了, 有可能引起过度腹泻; 麻黄用量大了,有可能引起大 量出汗,或者烦躁、心悸、失眠。按照现在医生习惯 使用的“小剂量”用药,能够取得疗效; 超过这个量 常常可能出现安全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当然 不会接受经方的大剂量。 3 小结 综上可见,经方本原剂量的迷失始于唐,延续于 宋,加重于明清,迷惑于当代。人们对于经方本原剂 量到底是多少,千百年来一直是不明白的。人们对 这个问题研究不止,争论不休; 各种研究结果的出入 甚大,其核心还是围绕着经方本原剂量到底是多少 这个问题。通过梳理经方本原剂量问题源流可以看 出,造成该问题迷、惑、乱的重要原因是人们不能也 不愿接受经方本原剂量使用东汉官制衡量。而经方 本原剂量与东汉官制衡量是否一致? 如果一致的 话,中医临床方药用量在历史上是否真的骤然大幅 下降? 如果是,那么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中医临床 方药用量下降到底是科学的进步,还是有效临床经 验的失落? 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傅延龄,宋佳,张林. 经方本原剂量问题研究的意义[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6( 4) : 221 -223. [2] 苏敬. 新修本草[M].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 31. [3]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上海: 群联出版社,1955: 33. [4]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高文柱,沈澍农,校注. 北 京: 华夏出版社,2009: 12. [5]陈无择.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1957: 16 -17. [6]丁毅. 经方 50 味常用药物在宋朝用量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2012. [7]宋佳. 经方 50 味药物在明代 13 位医家中的用量规律研 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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